印度位列“全球女性最危险国度”之首
当地时间2019年7月2日，印度斋浦尔，因要求警方逮捕一名强奸7岁女童的男子，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再度发生大规模抗议。 （视觉中国/图）
（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11日《南方周末》）
“许多强奸案件中的施暴者可能是受害者的朋友、亲属或其他熟人，受害者往往碍于名誉并不愿意出来指证。”全印度进步妇女联合会秘书长卡维塔分析说，倘若一味地严刑峻法判处强奸犯死刑，可能会招致更多受害者被灭口。
当前，这种“现代化的动荡”正撕裂着传统的印度社会，各界正围绕睡衣、安全套、堕胎和性侵害等进行广泛的讨论，甚至席卷偏远的村庄部落。
2019年7月1日以来，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已连续数日发生大规模抗议，愤怒的人群一度烧毁近两百辆汽车，并向警察抛掷砖头和石块。
抗议已演变成骚乱。它的导火索是一名七岁女童遭到性侵犯。当地时间6月30日20时左右，这名受害女童被诱拐到她家附近的一辆汽车上。根据斋浦尔警方的调查，犯罪者向女童谎称是她家人的朋友，用摩托车将女童带到汽车上。案发后，受害的女童又被扔回原地，她的额头受伤、下体大量出血。
“我们竭尽全力逮捕罪犯。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没有人可以犯下如此罪行而逍遥法外。”印度交通部长普拉塔普·辛格·哈卡里亚瓦斯（Pratap Singh Khachariyavas）前往医院探望受害者时，公开呼吁民众停止骚乱。
“梦魇之国”
截至发稿时，斋浦尔的女童受害案仍未告破。自2016年以来，印度儿童受侵害案件逐年上升。笔者就《印度斯坦时报》《印度时报》和《印度教徒报》的公开报道进行统计发现，三年来至少发生两百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。
骇人听闻的暴行不断。2019年5月中旬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名工人家庭的三岁女童遭性侵，这一度导致地区大罢工。2018年秋天，几名政府官员和警察在此曾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八岁女童。直到今年6月，数名行凶者才被判数年不等的监禁。
印度性侵案受害者呈现低龄化的趋势。2015年10月9日，一名年仅两岁半的女童在德里西部被两名男子绑架后遭遇性侵。当警察发现时，受害者血流如注。这一恶行也打破印度性侵案受害者的低龄纪录。
有组织的群体性暴力犯罪一直困扰着印度，尤其城市“黑公交”上犯罪频发。2012年12月16日，新德里一辆“黑公交”上，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惨遭六名歹徒轮奸、虐待后抢救无效死亡，这一丑闻震惊印度全国；2014年元旦前夕，又有一名年轻女子在新德里的公交上遭到轮奸，数度蹂躏之后被凶犯纵火烧死。
印度首都新德里已成为全球性犯罪的重灾区。根据新德里警方公布的数字，该城市每年至少发生两千起强奸案；每隔两小时，警察局就会接到一起性骚扰的报案。
偏远的印度乡村也深陷其中。2013年10月26日夜晚，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小村庄，一名16岁的少女在家附近遭到一伙歹徒的侵犯。次日，就在她前往警察局报案的返家途中，她又遭遇另一群歹徒施暴。
无奈之下，这名女孩和家人悄悄搬到加尔各答机场附近，却又屡遭犯罪团伙的恐吓：如果不向警察局撤案，还将杀死她的父亲。
在这些乡村或部落，即使求婚被拒，一些印度男子也可能恼羞成怒。2018年5月，贾坎德邦一名年轻的女子遭遇放火烧身。
“嫌疑犯想娶受害人为妻，但受害人没有答应，他强奸了她，还泼上汽油放火。”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援引警员的话。
在印度，形形色色的宗教组织也恶贯满盈，著名的“神人强暴案”已持续多年。2017年8月，在旁遮普邦的一家法庭上，被支持者尊奉为“神人”的拉希姆·辛格（Gurmeet Ram Rahim Singh）痛哭流涕，请求宽恕。
不过，法官不为所动，判处拉希姆·辛格要为两起强暴案付出20年的牢狱之灾。2019年1月，拉希姆·辛格被法院改判无期徒刑，他的新罪名是：命人射杀了一名批评他的新闻记者。
拉希姆·辛格自称“尊者”，要求他的信徒“禁欲”。英国《每日镜报》还透露，2000年前后，拉希姆·辛格曾鼓动大约400名信徒在其名下医院实施睾丸切割手术。辛格本人却强奸了多名女性信徒。
“马哈拉杰（辛格的别称）抱我入怀，他跟我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喜欢我，他想跟我发生关系……”2002年夏天，一名女信徒率先向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写信揭露拉希姆·辛格的丑行，“马哈拉杰还说，我成为他的信徒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财产、身体和灵魂都奉献给了他。”
拉希姆·辛格所领导的“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”（Dera Sacha Saudra），一度拥有六千多万的全球信众。他的罪行之所以审理过程持续近二十年，不仅仅因为他多次鼓动信徒举行抗议示威，还在于他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。多年来，对上台或即将上台的执政党的支持，他总是精心算计。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文章透露，他早年支持国民大会党。2014年哈里亚纳邦议会选举前夕，他又发出声明要求信徒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。
对女性而言，印度已沦为最危险的国家，被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等西方媒体称为女性的“梦魇之国”。来自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调查显示，平均每3分钟该国就会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，每22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，首都新德里被冠以“罪恶性都”的称号，孟买、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也是重灾区。
印度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，2007-2016年间，女性为受害者的刑事罪行报案量激增83%。在国际组织汤森路透基金会（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）的最新调查排名中，印度已升至“全球对女性最危险国度”之首。在2011年的排名中，印度还位居阿富汗、刚果和巴基斯坦之后。
“这是国家的耻辱！”当得知这一排名的消息时，印度反对党领袖拉胡尔·甘地（Rahul Gandhi）愤而斥责。
“性别与歧视” 的双重打击
“强奸、童婚、群婚、租婚、一夫多妻、堕杀女胎，甚至强迫寡妇殉葬，一系列的陋习和罪行让印度成为对女性最不友好的国家。”桑杰·班萨里表示，他是一名曾受雇于汤森路透基金会的印度调查员。
他还对笔者抱怨，一些致力于女性和儿童权益保护的非政府组织（NGO）在印度也无力前行：当局指责这些社会组织败坏印度的国家名声，一些犯罪团伙则伺机进行报复。
无奈之下，多数社会组织更倾向于招募男性雇员，因为女性雇员更容易受到袭击。2018年6月，印度贾坎德邦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强暴案：一个反人口贩卖的非政府组织遭到当地武装团伙的报复，5名女性成员被带到森林深处惨遭轮奸。
45岁的帕米伊已是三个孙女的祖母，她的家位于旁遮普邦首府拉合尔郊外一百多公里处的村落。2019年6月17日上午，她盘腿坐在一棵黄檀树下编织毛毯。
“在这里，一切都由男人们来做决定，只有男人说的话才算数。”帕米伊回忆说，多年前，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因为财务纠纷曾咒骂她家只生女儿。如今，“应验了”。
印度重男轻女现象严重。在该国，咒骂他人最狠的话，莫过于“愿你生一群女儿”。所以，走进街头巷尾仍不乏“生男秘方”之类的野广告。
一家名为《玛格拉姆日报》的印度小报也因此声名鹊起。这家位于南部喀拉拉邦的报纸曾向读者提供六种“保证生男”的神奇秘方，包括待孕女性应该面朝西方睡觉、男方则要避开食用酸性食物等。
这些明显有违科学常识的“秘方”却颇受欢迎。科学手段测试胎儿性别则更受青睐，导致选择性堕胎盛行，直到印度政府颁行法律禁止测试胎儿性别。但是，新法令又导致胎别鉴定走进“地下黑市”，不仅价格高企，还助长了杀害女婴的现象剧增。
溺、毒、掐、闷、弃，印度社会流行的种种残杀女婴的手法让国际社会愤慨。如今，印度男女性别比例已严重失衡。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1961年，每1000名印度男孩出生，就有976名女孩出生。2011年，这一比例变成1000：914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，印度就有1200万女孩因自杀、谋杀或堕胎而“失踪”。
印度女性的艰难境遇，也反映在一部颇具争议的电影《没有女人的国家》中，影片的支持者认为它反映了印度的社会问题，反对者则斥之“伤风败俗”。
这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：女主角卡尔基到了婚嫁年龄，她的父亲向男方要求10万卢布的聘礼。不料，对方却主动支付了50万卢比的“天价”，但卡尔基要同时嫁给对方五个儿子。结婚后，卡尔基每周轮流侍寝五个丈夫。
长期的男女不平等还带来自杀率奇高等诸多社会问题。自1997年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（NCRB）有案可查以来，该国每年都至少有两万名家庭主妇自杀，这一数字高于社会整体自杀率。
“印度的家庭主妇自杀率为何如此之高？”阿德莱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·麦耶（Peter Mayer）专注对自杀现象的研究。他发现，印度家庭主妇的自杀有悖常理——西方社会的研究表明，婚姻能保护更多已婚妇女免于自杀。
一项针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社会调查则显示，已婚人群自杀率通常低于同年龄段其他人群。不过，印度却打破了上述社会学“定律”：2001年，印度已婚者自杀数占总自杀量的七成。国际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上刊登的一篇研究论文也透露，15岁（印度女子普遍结婚年龄）以上印度女性的自杀率超过高收入国家同龄人的2.5倍以上。
“许多印度妇女面临强迫包办婚姻。她们有梦想、有理想，但是往往找不到支持自己的配偶。甚至也得不到自己父母的支持。她们被困在一个艰难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中。”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教授帕特尔（Dr Vikram Patel）博士认为，印度的家庭主妇自杀率居高不下可归结为“性别与歧视”的双重打击。
“这与印度当前正在经历的家庭性质变革和社会转型有关。”在《印度自杀与社会》一书中，彼得·麦耶及其同事黛拉·斯蒂恩（Della Steen）认为，“社会角色，特别是已婚女性社会角色的期待值正在发生变化，这一点相当重要。”
这甚至被一些印度社会学家认为是“现代化的阵痛”“社会转型的代价”。彼得·麦耶和黛拉·斯蒂恩在上述著作中还举例说，不少家庭妇女自杀是因为与丈夫、公婆存在家庭矛盾，这往往是“教育程度更低的婆婆与教育程度更高、更不听话的儿媳之间的冲突”。
“现代化的动荡与阵痛”
印度正在进行着急剧的现代化，但其男尊女卑的传统根深蒂固，它来自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深处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印度有94%的人口信奉印度教等，而宗教以及历史上的婆罗门制度都被认为歧视女性。
“儿子对父亲来说是一条救生船，在他身上有着无瑕的天堂的世界，女儿则是悲伤的源泉。”印度教早期经典《爱达罗氏梵书》写道。来自政教合一时代的《摩奴法典》，则以宗教的名义和法律的形式规定，“女子必须幼年从父、成年从夫、夫死从子，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。”
如今，在印度东北部一些思想保守的地区，白天大街上，依旧很难见到行走的女性，露天的公共厕所中更没有为女性预留空间。甚至，已在1829年被英国殖民者废除的“萨提”（Sati）制度又死灰复燃。据印度媒体报道，这一要求寡妇殉葬的恶习近年来曾在拉贾斯坦邦出现，一度吸引了十几万围观者。
当前，这种“现代化的动荡”正撕裂着传统的印度社会，各界还围绕睡衣、安全套、堕胎和性侵等进行广泛的讨论，席卷偏远的村庄部落。
“maxis”，是在印度城乡广为流行的服饰，它低廉、宽松、行动便利。一般相信，它来自英国殖民地时代，是英国贵族女性在家中穿着的睡袍，改装后逐渐被广大印度女性喜爱。
“对于女士来说，它成为了某种类似于制服的东西，它方便又实用。它满足了她们所有的要求——你可以直接套上，而且它长到脚踝，遮蔽了整个身体。”印度服装设计师大卫·亚伯拉罕（David Abraham）说。
正是这样一件普通的服饰，触发了印度社会的广泛讨论。2018年11月23日，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托卡拉帕利村的“长老委员会”首先发出禁令，禁止女性在白天穿着“maxis”，违反者将被处以2000卢比的罚款。
这一禁令迅速得到“长老委员会”等众多保守组织的支持和模仿，却也得到更为广泛的反对和声讨。
“maxis给女士们带来了自由。”印度服装设计师达杜（Rimzim Dadu）公开声援。时尚杂志主编雪法利·瓦苏德乌（Shefalee Vasudev）曾批评“maxis”是“形如麻袋、像腐坏的棉花糖一样干巴巴”的“土鳖服饰”。最近，瓦苏德乌也一改初衷，她指责“长老委员会”所下达的禁令是“道德卫士”行为。
两年前，一名前色情演员莱昂所触发的安全套广告争议也延续至今。2017年的“九夜节”前夜，莱昂以裸露、性感的造型出现在电视画面中，她是印度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“曼力”的品牌代言人。
一些批评者指责说，莱昂的广告“伤风败俗”“少儿不宜”。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秘书长普拉文·坎德尔瓦尔（Praveen Khandelwal）就公开谴责，“九夜节是一个神圣的节日，象征着女性力量，将避孕套与这个节日联系起来让人十分不快。”
印度政府也下令，要求电视台在日间及晚间黄金时段禁播安全套广告。不过，这又引起广告商和卫生组织的不满，他们指责禁播安全套广告是“危险而愚蠢的举动”，不利于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，还将带来更多的堕胎现象。
在传统与现实之间，印度政府左右为难。早在1961年，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力推《反嫁妆法》。时至今日，每年仍有九千多名印度妇女由于嫁妆达不到婆家要求，因此自杀或被活活烧死；印度政府出台法令禁止胎儿性别测试，却催生出庞大的“地下黑市”，以及更多的杀害女婴现象。
2018年以来，印度政府和议会也多次修改法律，加大对强奸等性犯罪的惩罚力度，成效却不显著。由于沿袭英国殖民者漏洞百出的司法体系，举证困难、程序冗长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，让不少女性受害者选择了沉默。
“许多强奸案件中的施暴者可能是受害者的朋友、亲属或其他熟人，受害者碍于名誉并不愿意出来指证。”全印度进步妇女联合会秘书长卡维塔分析说，倘若一味地严刑峻法判处强奸犯死刑，可能会招致更多受害者被灭口。
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越